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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教材出版商与教育部门一把手关系微妙 经过改革，目前我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已经实现了从“一纲一本”到“一纲多本”的转变。按照教育部相关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单位、团体和个人编写符合中小学用于课堂教学的教科书（含电子音像教材、图册）及必要的教学辅助资料。” 但教育部同时明确规定：“完成编写的教材须经教材审定机构审定后才能在中小学使用。”据了解，每年年底教育部办公厅都会向各省的教育厅发布下一年度的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经过审定的教材才有机会进入教育部制定的教材目录，然后各地市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从教育部的用书目录中选择教材使用。 据教育部办公厅下发的教基厅（2005）15号文规定，“教材的选用工作在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指导下以地（市）为单位进行。” 据一位教材商介绍，教材出版存在暴利，“通常一本教材的定价只有十几元，刨除教材编写、出版印刷等费用，给人感觉一本教材赚不了多少钱，但很多人都忽略了量的因素，你想想全国这么多中小学生，每年的使用量有多大啊。” 按照教育部的规定，选用教材的实际权力在地（市）一级的教育行政部门手中。在暴利的诱惑和“一纲多本”背景下，各教材出版商纷纷“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说服各地（市）使用自己的教材，以期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 据调查，诸多教材出版商和发行机构都与各地（市）的教育行政部门，尤其是一把手，保持着微妙关系，并使出各种手段进行公关。据《市场报》2007年的一则报道，仅2004年一年，全国就有40多个教育厅（局）长因为教材问题落马。 采访中记者掌握了这样一则事实，某教材出版商的发行人员得知，东北某地级市的教育局局长将被调离，遂准备公关新任局长，以期当地使用自己出版的教材，但有知情人告诉这位发行人员，“你别想了，现在不知道多少人都盯着呢，很多人都已经看好了。” 采访中，黑河市的一名教育工作者说；“现在教材出版商间竞争得很激烈，他们在每个省都安排有专门的人在跑关系，有的出版社一下来就是一批人、一个团队，想尽办法为自己的教材攻城略地。” 调查中，记者发现，教材出版商除了对各地（市）教育部门的一把手进行重点公关外，甚至还通过“培训”等名义拉拢各地的资深教师，一位教材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培训这一块要花不少钱呢，教师们的吃喝住行都得管。” 各地（市）教研院的人员也是教材出版商的公关对象。经某教材出版商的发行人员公关后，某地级市教研院的一位负责人说：“等下学期开学了，我们可以组织一些教师常到下面的学校走一走看一看，如果正在使用的教材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多给上面写材料反映。” 另据记者调查，在暴利的驱使下，一些地市甚至让当地的中小学生使用没有经过教育部审定的教材，这些教科书缺乏严格把关，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科学性、适宜性等方面的问题，难以保证中小学教学质量。为此，教育部办公厅曾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强中小学教材管理全面清理违规教材的通知》（教基二厅函（2009）13号），要求各地“立即组织对本地区中小学使用的教科书进行全面检查，发现未经审定的国家课程教科书要进行坚决清理”。 高额利润下的发行大战 教材发行的高额利润引起了众多拥有发行资格商家的博弈。2010年发生在安徽省，涉及阜阳、宿州、淮南、滁州、蚌埠5市19县(市)1149所学校106万册教材的更换风波，即起源于北京仁爱教育研究所和安徽新华传媒公司之间的教材发行权争夺。 一位教材业界人士向记者透露，“黑河市突然换教材，这背后有黑河市新华书店的影子，因为新华书店与人民教育出版社签署了相关协议，由全国各地的新华书店负责人教版教材的发行。”该业界人士称，“教材发行是块肥肉，收益颇丰。” 7月8日晚，一位在黑龙江某市新华书店供职的工作人员坦承，“现在就是用图书发行赚来的钱补贴店面的亏损，教材发行是最重要的，占大头。” 另据记者调查，在高额利润的促使下，一些教材出版商采取与有实力的发行机构签订协议的模式，由发行机构代理发行，以达到利益均沾，其目的就是藉用发行机构动用的各种关系疏通渠道，以获取具有垄断性的教材发行权。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