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读] 说此案背后有韩复渠等人指使，但不管如何，也是打着“为父报仇”的旗号 1925年秋，嗜血的民国军阀巨头在中国大地上再次开战。南方的孙传芳联系了一些反对张作霖的势力，与奉系军阀为争夺安徽、江苏展开大战。奉系头子张作霖有个部下叫张宗昌，张宗昌有个部下叫施从滨，安徽桐城人。被张宗昌委任为安徽都督，率兵南下与孙传芳打仗。虽然施从滨的部队有白俄雇佣军和铁甲车助战，但仍抵不过孙传芳的部队。在安徽固镇，施从滨被三面围住，他乘铁甲车撤退，但孙传芳很狡猾，拆掉了铁轨，铁甲车翻覆，倒在地里，施从滨和他的随从全部被俘。 施从滨从固镇被带到蚌埠车站孙传芳的指挥部，虽然有周围很多人求情，劝孙传芳不要杀俘虏，但孙传芳还是命大刀队将施从滨斩首。客观地说，参与军阀混战的施从滨也是军阀混战的牺牲品。当时军阀混战，杀人无数，孙传芳杀施从滨，杀了也就杀了，但他下令把施从滨斩首后挂在蚌埠车站，为了增加羞辱意味，还命人在白布上用红字写着“新任安徽督办施从滨之头”，并暴尸三天三夜。 此举在施从滨年仅20岁的女儿施剑翘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在乱世的民国，只有强权、枪杆子才是公理，任何法律是统统不起作用的，施剑翘求告无门，她决心依靠自己，实行“私力救济”，用自己的力量实现报仇的愿望。为此，她写了一首诗明志:“一再牺牲为父仇，年年不报使人愁。痴心愿望求人助，结果仍需自出头。” 从她的父亲施从滨1925年被孙传芳杀掉，到1935年她终于刺杀孙传芳成功，她整整等待了10年，实现了中国人“君子报仇，10年不晚”的伟大理想。 1928年，蒋介石北伐成功。大军阀孙传芳宣布下野，也许觉得一生杀人太多，他和北洋政府前总理靳云鹏脱下军装，分别成了天津居士林的林长和副林长。从此孙传芳叫“智圆法师”，成为“法师”的孙传芳或许早已忘记了被他杀的叫施从滨的一个人。1935年农历三月初三是孙传芳51岁生日，他心血来潮，写了一首自寿诗：“本定寿半百，谁知又添一。今日余之乐，世人有谁知。”这样的诗，古话叫“诗谶”。 1935年农历九月十七，是施从滨去世10周年的祭日。施剑翘跑到天津日租界的观音寺里烧纸祭祀父亲。和尚见她跪哭不止，就过来劝慰她皈依佛门。和尚无意中说:“你看靳云鹏、孙传芳这些名人，不都信佛了吗？”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施剑翘一听，立刻止住了哭声，追问下去，得知孙传芳每周都来庙里上香，很是虔诚。 1935年11月13日，佛堂里一声枪响，30岁的施剑翘近距离刺杀孙传芳，以报10年前的杀父之仇，而她也被冠以“侠女”、“烈女”头衔，在此后几十载中，不断成为民国时期多种演义故事的女主角。 民国虽然混乱，但中国的传统道义在一定程度上还有作用。 刺杀事件轰动了天津。当天下午，天津的许多报纸都发了号外，第二天，天津、北平、上海各报都在头条位置上刊登了这条消息，一时全国轰动。其实，军阀死于非命者不乏其人，然而被女刺客在大庭广众之下击毙尚属首例。这起案件被移交到天津地方法院审理。施剑翘在法庭上说:“父亲如果战死在两军阵前，我不能拿孙传芳做仇人。他残杀俘虏，死后悬头，我才与他不共戴天。”孙传芳虽然下野，但结拜兄弟很多。尤其讽刺的是，当年施从滨等于是替奉军的张作霖作战而被孙传芳处死的，但若干年后，张作霖与孙传芳又“前嫌尽释”，“化敌为友”，共同对付北伐军，孙传芳与很多人，包括张学良等，关系都比较近。 施剑翘被囚禁在天津第三监狱中。在审理过程中，国内妇女、教育各界及一些民众团体分别发出电报、快邮等，向国民政府呼吁释放或特赦施剑翘。此案不但惊动了朝野，还惊动了冯玉祥将军。辛亥革命时期，冯玉祥曾与施剑翘的四叔施从云一起并肩战斗。他闻讯后，联合民国元勋李烈钧、张继等人，呈请南京政府特赦为父报仇的孝女、为民除害的侠女施剑翘，以敦化人伦，弘扬正气。结果，在施剑翘入狱不到一年，也就是在1936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向全国发表公告，决定赦免施剑翘。施剑翘重获自由。 另一起为父报仇事件发生在大军阀张宗昌身上，导致张宗昌死于非命。 1927年，张宗昌率直鲁联军大举进攻河南，与冯玉祥的西北军大动干戈。10月11日，西北军旅长姜明玉倒戈，并诱擒西北军第八方面军副总指挥郑金声，将其解送至济南向张宗昌“献俘”。后来张宗昌兵败，于逃离前下令将郑金声处死。 1932年9月3日傍晚6时许，山东济南火车站内爆发出一阵混乱的枪声，军阀张宗昌遇刺身亡。两名刺客郑继成与陈凤山被捕。郑继成在车站月台上高呼:“我名郑继成，郑金声是我叔父，我过继给他为儿子。我杀死张宗昌，一为革命增光，二为党国增荣，三为山东和全国除害，四为我父报仇！”当时乘客对郑继成报以热烈掌声以表赞赏。 郑继成等二人被随后赶来的韩复榘军队逮捕并押往第三路军军法处，9月24日转送山东省高等法院，旋又交济南地方法院。郑继成承担了所有责任，陈凤山不久获释。此事一时成为全国的头号新闻，各大小报纸竞相采访，连续报道。社会舆论对郑继成报以一致的支持和赞誉，并掀起了“援郑运动”。被张宗昌杀害的胡信之、邵飘萍、张志等人的亲属更是奔走呼号，抨击张宗昌的罪恶。《大公报》、《中央日报》、《山东民国日报》等报纷纷撰文说明张宗昌实在祸鲁不浅，郑继成杀他是人民公意。社会各界、各民众团体也纷纷发表电文希望特赦郑继成。此时南京方面的蒋介石、陈立夫也分电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为郑继成说情，认为“法律不外人情”，而郑继成应该“俟法院判决后，如科罪过重，再援特赦条例办理。”至1933年1月，郑继成被特赦。 据说此案背后有韩复渠等人指使，但不管如何，也是打着“为父报仇”的旗号。 民国没有公法，因此流行“为父报仇”，从当时的民意和舆论来看，对此举是极为支持的，那些因“为父报仇”而杀人的人，并没有受到传统法律的惩处，反而博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不知道那些杀人如麻的土匪、军阀，是否为此有少许的忌惮和收敛？
关键词： 相关阅读：
·张永恒：民国为何流行“为父报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