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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村先生在自述中坦承最初留下来并非情愿，只是因为别无选择的临时之计。尤其是并未打消对共产党的疑虑和恐惧。中村和那批加入中日混合武装集团的日本人被四野收留不久，因朝鲜族战友的揭发，那位曾担任土匪头目的前日本军官被枪决，不熟悉共产党政策的中村和另外两名日本人因恐惧而一起逃跑，但很快被追回。
民主批判会上，朴素的中国战友们纷纷主张应将他们作为反革命处决，但当时的机关卫生部的首长伊海的一番话救了他们的命，也彻底改变了中村等人的看法，伊海说：“日本同志是不同国家的人，人情，风俗，习惯也不同，在语言不通的环境里和我们一起工作，生活，稍有误解便会给他们带来不安。指责他们的同时，更应该给他们反省的机会，让他们为中国革命发挥更大的力量。”
当年留下来参与新中国建设的日本籍官兵，像中村一样非情愿的恐怕在多数。建设天兰线的铁路技术人员在中国刚解放时，就曾强烈要求回国，甚至发起了联合署名的“归国运动”。后来开出有固定住处、设立日本人子弟学校的保证，他们才安下心来。
但是，随着成为新中国建设者的一员，日籍官兵的情感完全与他们中国的战友融为一体。参加天水铁路建设的日籍人士回国后的第二年，便成立了“天水会”。
一位名叫小木曾博子的护士回忆，朝鲜战争暴发，她所属的部队奉命从湖南开赴丹东，但所有日本籍战士一律在原地待命或转到地方建制，14岁就参加四野征战全国的博子想不通为什么她就不允许跟随部队转移。
几乎所有归国日本老战友都会在回忆中强调当年解放军的纪律给他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无论是对中国人还是对日本媒体。
中村义光今天还能熟练地背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说，旧日本军队也有类似的纪律规定，但从来不像共产党军队这样当真。而且，经历过日本军队中森严的等级制度和严厉的体罚的人，再加入共产党军队，会有异常巨大的反差感受。
与中国相似，当年大量日本人参加解放军的历史也是近些年才被正面关注，2002年，中日建交30周年，日本NHK电视台播放了一部《被留用的日本人》专题片，被采访到的当年解放军老兵们，在被问到如何看待自己的那段历史时，几无例外的回答是：现在我为参加了中国革命而骄傲，为青春奉献给了中国而自豪。
对一生的影响，最具有代表性的说法是：“在留用的过程中，我的人生观得以形成。我们和农民在一起，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奔波。人民解放军教会了我应该做什么。留在我脑子里的不是现在的中国而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
如果不知道这些日本老兵回国后，在漫长的中日特殊关系时期的委屈，可能无法充分理解这些人为什么对中国怀有那样深沉的情愫。
1990年4月，我在陪同“第一次回娘家访问团”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每次参观回来，这些前辈战友们就早早熄灯就寝，房间一齐闭灯，招待所死一般沉寂，没有任何娱乐活动。
后来和老战友们谈心才知道，这是他们回国几十年养成的特殊习惯。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日籍人员，归国后处于日本警视厅和各种组织的监视之下，有的人找不到工作，有的受到上司和同事的猜疑。
中村义光回日本30年不讲中国话，不敢写中国字。当他快退休前义务参与到对中国日本孤儿救助工作时，那流利的汉语，娟秀的中文使厚生省的官员们大吃一惊。
小木曾博子28岁那年回国，到家第一天，来了5个警察，询问她在解放军中是否被强奸，博子愤怒地回答：“解放军与日本军队不一样，他们绝不会干那样的事！”
中村义光希望周恩来帮助兑现诺言
当年四野日本籍官兵都获得了中国解放纪念章，不少人还获得了各种军功章。回国时，中国政府考虑到当时日本政府追随美国的对华态度，出于保护这批日本战友归国就业、生计问题，决定收回他们珍藏的各种中国解放纪念章、军功章，并说明将来条件允许，环境变好了将发还他们的这些奖章。
1972年9月30日中日邦交正常化当天，中村义光就提笔给周总理写信，要求补发或归还这些珍贵的奖章。他在信中说：“突然给总理同志写信，请原谅我的失礼。1972年9月29日，那是我们1953年5月12日从上海港返回舞鹤港以来，苦苦等待19年中日建交的一天。因为，我们从中国返回日本以来，19年来一直被歧视的生活中稍稍被解放出来，期待着至少能够过上光明的生活。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