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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托和平的诉讼 苏向祥专访：漫漫9年对日索赔路2008年11月12日14:04 【字号 】 正义必胜2003年9月29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聚在门前的日本国内的主流媒体和几乎所有外国驻日媒体拉开了一幅抢新闻的架式。这天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31周年纪念日。此刻，世界以敏感的目光注视着一场寄托人类和平的诉讼。过一会儿，东京地方法院将对中国律师苏向祥代理的第一批日军遗留化学武器中国受害者对日索赔案宣判。 法庭内，原告席上来自中国哈尔滨的受害人代表李臣、刘敏将死难者肖庆武、刘远国的遗照抱在胸前，与陪同他们赴日出庭的中国律师一起静静地等待宣判。被告席上日本法务省代表低头回避着人们期盼公正的目光。由日本侵华细菌战受害者中国原告团团长王选带领，赴日参加第二天开庭的细菌战案二审的原告和证人一行10多人前来声援，他们虽然坐在旁听席上，心却与李臣、刘敏一起承受着宣判前的煎熬。他们不断地向原告席上的同胞们做出“必胜”的手势，表达对他们的支持和鼓励，传递着“正义必胜”的坚定信念。审判长片山良广法落座。一片寂静。 一年前的7月8日下午，也是在这个法庭，中国律师苏向祥向法庭信心十足地提交了他从1000份证据中精选出的103份确凿的证据，接下来日本律师进行的法庭辩论也非常成功，更令人感动的是受害者刘远国的女儿刘敏的声泪俱下的陈述，一个半小时的陈述，审判长片山良广一直在认真地听，没有打断她。 刘敏讲述父亲去世前忍受的痛苦和日本遗留炮弹爆炸带给她家的灾难。法庭静悄悄的，可以听到旁听席上轻轻的哭泣声。翻译边译边哭……一位女法官悄悄地拭泪…… 刘敏陈述完了。审判长片山良广说：“谢谢你这么远来作证。你辛苦了。” 过后，日本律师们对苏向祥说，金口难开的片山良广审判长从来没对原告说过这样的话。这是一个好兆头。法庭公布的宣判日期——2003年9月29日又与《中日联合声明》签订31周年的日子非同寻常地巧合，这使苏向祥看到了胜诉的希望。他相信片山良广审判长不会让自己成为中日两国关系的罪人。 今天的宣判不出所料：审判长片山良广郑重宣布对原告整体事件的事实部分、历史资料全部予以认定。对原告的诉求全部予以肯定。胜利的曙光使在场的中国人喜极而泣……而日本律师表现得异常兴奋，法官刚刚念第一个词，这些法律专家就明白了，就有日本律师冲出法庭传递胜利的喜讯。当审判长历史性地宣布支持中国受害者的诉讼请求，判决日本政府向13名受害者支付1.9亿日元赔偿金时，日本律师跪地欢呼，人们激动万分，一跃而起，与李臣他们紧紧地抱在一起。日本志愿者吉原雅子抱住刘敏，放声痛哭……中国律师、日本律师、旁听席上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哭成一片。日本法务省代表神色黯然地匆匆退厅。整整8年啊！胜利来之不易。对日索赔中以“坚强女人”著称，已向媒体宣布不再流泪的王选不知怎么眼泪就流下来了。她感到喜悦，日军遗留化学武器中国受害者对日索赔案的胜诉好象一线阳光，一扫日本法庭往日的阴霾。虽然以往每一次判决都有突破，都在积累，都在往前走，但这次是成功的判决。 自1972年我国政府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宣布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要求后，现在所有对日索赔诉讼都是民间行为。“老百姓”告一个国家，困难非同一般。需要突破中日联合声明、国家无答责、诉讼时效等一系列日本政府设置的法律障碍。时至今日，中国公民对日战争索赔案件已达24起，一审胜诉的只有两起。苏向祥代理的第一批日军遗留化学武器中国受害者对日索赔案在“9·29”的判决中胜诉，引起了世界的关注。电视、网络、平面媒体均做了大幅报道，并配发了照片。第二天所有的报纸都做了大量报道：日本民众认为这个判决是理所当然的，日本政府就应该主动做，不要等着司法判决。外务省发言人说，这个判决太严重了。日本官房副长官说这个判决太厉害了。 胜诉后第二天，日本国会议员中川智子和中国受害人及日本律师在国会大厦的走廊里等候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劝他不要上诉。小泉走过来，中川智子带领李臣、刘敏和日本律师赶上去，她拉着小泉的胳膊说：“请听听中国受害者的声音。”这位连续4年参拜靖国神社的首相甩开她的手，头也不回，急匆匆地走了。中川智子愤怒地冲他喊：“你没有人性！”人们在小泉后面喊：“请负起日本政府的责任，不要上诉！”失望的中川智子转过身时已经泪流满面，她紧紧抱住中国受害者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 10月3日，日本政府上诉。 一审胜诉，苏向祥没有流泪,这位侵华日军遗留化学武器诉讼案的发起人、中方代理人要把眼泪留到最后胜利的那一天。而那天他流了鼻血，他说这是从没有过的事，“男儿流血不流泪”。胜诉使他轻松了许多，但他知道胜利的喜悦是短暂的，前面的路还很长。索赔不是目的，重要的是一段历史的认定，一个民族的形象以及国家和受害者的尊严与人权。作为律师，他坚信现代文明社会用法律形式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所有化学武器受害者最终都会获得全面的胜利，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令苏向祥欣慰的是无论是“5·15”还是“9·29”判决，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整体事件的事实部分，历史资料全部予以认定。认定事实就还原了历史真相。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公开承认日军在华遗弃化学武器。这将减小本案进入下一轮诉讼认定事实的难度，进而推动侵华日军在华遗弃化学武器问题的全面解决。 命运的选择 第一批日军遗留化学武器中国受害者对日索赔案胜诉的消息传到国内，一夜之间苏向祥成了全国老百姓心目中的英雄。人民对他坚持不懈地主张正义给了最佳褒奖：中央电视台和司法部及中宣部12.4晚会上高票当选为2003年度“法治人物”、中央电视台2003年度“感动中国”候选人、央视国际评为2003年度“十大印象人物”、中国法院网和人民网评为2003年度“十大法制人物”，人民网2003年年度“十大新闻人物”、团中央和中国青年杂志社2003年度“中国青年特别贡献奖”候选人、上海东方卫视2003年度“东方封面人物”、司法部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及法制日报社评为2003年度“十大律师新闻人物”。光环伴着鲜花接踵而至。苏向祥的名字和杨利伟、钟南山、丁磊的名字一起传遍了中国，传遍了世界…… 今年35岁的苏向祥是黑龙江北辰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黑龙江大学毕业，法学学士。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民间对日索赔指导小组”委员。1995年开始为侵华日军遗留化学武器的受害者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工作。1996年，他代理的第一批诉讼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立案，2003年9月29日作出胜诉的判决；1997年6月，第二批诉讼立案，2003年5月15日审判，尽管法院判决败诉，但是认定了苏向祥提交的103份证据。至此苏向祥代理的由18名原告、7起案件构成的两批诉讼在全部在日本法院立案、开庭、判决。2003年齐齐哈尔“8·4”毒气事件发生后，苏向祥更是责无旁贷地担当起了受害者的中方律师。 苏向祥敦厚谦和，是个踏实做事的人。没有犀利的言辞，没有咄咄逼人的气势，他以律师的理性在法律框架内有理有据地与日本政府抗争。“9.29”胜诉后他不只一次地对媒体说自己是被卷进来的，本来没有那么大抱负，不知不觉地一步一步地被推到民间对日索赔诉讼这条道路上。然而，9年漫长而艰难的诉讼证明了苏向祥的善良、正义和坚韧。他肯吃苦，甘于寂寞，不管前面的路有多长，有多难，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地往前走，终于迎来了今天的胜利。 也许是命运把苏向祥与那些侵华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受害人安排在一起的。1995年是他做律师的第一年，这一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8月29日《生活报》一篇《爆炸发生在50年后》的文章让年轻的律师苏向祥难以平静。在抗日战争已经结束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土地上，在这个和平的世界里，血淋淋的伤害将人们从梦中惊醒。 遇难的是黑龙江省双城市周家镇东前村、东兴村农民刘远国和齐广春、齐广越兄弟。8月28日他们在田里挖土修路时，发现一枚日军遗留炮弹，29日三人拆卸时炮弹突然爆炸，齐广越当场死亡。刘国远、齐广春被炸成重伤。 周家镇是当年日军327、382部队弹药库所在地，1945年日军投降后将大量化学弹和普通炮弹遗弃在这里。周家镇的农民在基建、农耕、修路时，被炮弹炸得血肉横飞的事件经常发生。1947年到1995年间，在周家镇有记载的9起炮弹爆炸事故中10人死亡，3人受伤。 苏向祥被报纸题图照片上刘远国惊恐的双眼震撼了：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和平年代啊！他说，那双眼睛一下子击中了我的心。那是一种血肉相连心心相通的感觉。苏向祥是农民的儿子，从小随父母从甘肃偏远农村来到黑龙江，背井离乡的无奈和生活的艰辛，让他刻骨铭心。相似的生活境遇，深厚的感情基础，促使他立即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帮助这些面临巨大灾难的农民兄弟，一定要让日本政府听到中国受害者的声音。 两天后苏向祥和一位同事带了1000块钱去看望刘远国和齐广春。齐广春的老父亲万分悲痛，两个儿子一死一伤，齐广春受伤后神智不清。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日子怎么过？老人一筹莫展。 医院里的刘远国惨不忍睹，他双臂切除，右腿粉碎性骨折，装着支架，骨头白森森地露在外面。身体95％烧伤，全身漆黑起满大泡。人被悬架在床上，医生每天要从他身上剪掉不断腐烂的肉，疼的他撕心裂肺。苏向祥不忍心向刘远国询问炮弹爆炸时的情景，他已经不能再受刺激了。苏向祥在他的耳边轻轻地说，我们是律师，是来帮助你的。不能说话的刘远国无助的双眼划过一丝期盼的光亮。从那一刻起他的眼睛就没有离开过这个善良的年轻律师。他紧紧地盯着苏向祥，直到他们告别，走远。苏向祥最后一次回过头来，看到刘远国费力地扭转缠满绷带的头，还在目送着他。“他的眼睛长在我的背上了”，苏向祥说。 为了抢救丈夫，刘远国的妻子把家里能卖的东西全卖了，后来又卖了房子。可是，钱还是不够。刘远国清醒时对妻子说：“让我回家吧，我是治不好了，不要浪费钱了”。没钱，医院不给他用药了。1995年9月16日，出院的第二天，刘远国就去世了，那时他只有39岁。留下了无家可归的妻子，两个辍学的孩子和７万元债务。苏向祥背负起了刘远国和他家属的重托。 刘远国成为苏向祥代理侵华日军遗留武器诉讼案的第一个委托人。 状告日本政府 刘远国去世之前，苏向祥致函日本驻华大使馆：“目前，日军遗留炮弹随处可见，严重威胁当地居民生命……受二位受伤者及一位遇难者家属的委托，我全权处理有关善后赔偿问题。望贵国以实际行动妥善处理，并将此事的处理意见予以转告。” 1995年12月28日苏向祥收到了日本国大使馆的回复：“……日本政府的见解是：中日间有关战争请求权的问题，自从1972年发表中日联合声明以后不存在……”也就是说中国人无权向日本政府提出任何有关战争赔偿的要求。 国家放弃战争赔偿不等于民间放弃赔偿。日军秘密埋藏和遗弃化学武器弹药是违反战争法的行为。它所造成的伤害发生在战争结束后的和平年代，日本政府必须负法律责任。苏向祥决定探索一条民间诉讼的途径。 按照国际法，这起跨国诉讼要在日本法院起诉，必须由日本律师代为诉讼。苏向祥通过日本驻京记者联系到了日本著名律师小野寺利孝。 1996年1月20日，小野寺通知他愿意提供帮助。 3月21日，沈阳。中国人战争受害要求索赔律师团团长，以代理日本历史学家家永三郎诉日本文务省检订历史教材案闻名的日本法律界德高望重的尾山宏律师，请苏向祥担当此次诉讼的“复代理人”，委托他负责日军在中国遗留化学武器及炮弹伤害中国人情况的全面调查，将调查取证做成详细的陈述书。费用日方承担。苏向祥在委托书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苏向祥选择了状告日本政府就选择了艰难。诉讼和调查过程漫长曲折，仅开庭前的法律辩论就用了4年时间。苏向祥负责对遗留化学武器受害者的调查走访和证据采集，这是整个诉讼过程中最困难最重要的环节，日方律师将拿着他搜集整理的事实进行辩论。 苏向祥调查的周家镇炸弹事件、牡丹江光华街毒剂事件、红旗09号毒剂事件等7个事件的时间跨度从1950年到1982年。有些事件已经没有直接证据，需要把所有的间接证据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找到了1982年、1974年的受害者病例诊断，到1950年的就找不到了，还有受害者本人的陈述，证人证言，历史背景资料。受害人法律意识淡薄，不知道保存证据。甚至说不清楚事发经过。苏向祥去档案馆查询有关材料，档案馆说交当地公安部门处理了，公安部门又说，是我们处理了，但是没有档案。查来查去最后发现还是在档案馆。而档案馆又以苏向祥的调查涉及到与日本政府打官司必须经过外事部门批准为由，将他拒之门外。为了查牡丹江光华街中毒事件这份档案，本应半天即可完成的调查，苏向祥与档案馆交涉了3年。而3年的时间失去了许多直接证据，以及对正在消失的证人取证的机会。最让苏向祥感到遗憾的是那些欲壑难平的人，为了获取此案重要证据—一份病例档案，苏向祥不得不支付1200元钱。类似这样的费用很多，他从不向日本律师提起，虽然大家心照不宣，但他要顾及中国人的脸面。2003年在某档案馆查询７００多名受害者材料的过程中他忍受了更多的冷漠与刁难。同胞的冷漠，几乎瞬间就粉碎了他的热情。 8年里，苏向祥妻子的日历记录苏向祥在家的时间只有半年。而他收集的证据竟1000多份，重达近百公斤。8年里，为了寻找日本遗留化学武器受害者，苏向祥拿着一张当年日军化学武器及炮弹的分布图走遍全国20多个省，找到了200多名受害人。 苏向祥见到的受害者大多数是后遗症复发的。其中印象最深的是1982年“牡丹江光华街毒剂事件”受害者。河北景县的一个民工叫司明贵，芥子气中毒，曾经20多天昏迷不醒，医院已发病危通知。苏向祥找到他时，他背着个大包，靠走街穿巷磨刀维持生活。苏向祥问他为什么总背这么大个包？他说里面装的是水，20年了，后遗症非常严重，便血，现在还大小便失禁，得随时清洗…… 还有那些被“死不了，活不成”的伤痛折磨得丧失了生活信心的人们。1985年除夕，“红旗09号”事件的受害者、伤痛缠身丧失劳动能力的李臣兜里只剩下１块多钱了，看到两个还不懂事的孩子扒邻居家的门缝偷看人家吃饺子，看到被他拖累的一无所有的家感到非常绝望，这种长期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他实在无法忍受了，李臣出门花1块钱买了瓶农药，然后把自己反锁在厨房里，就着60度的白酒，咕咚喝了下去……，没死成的李臣扯着嘶哑的嗓子向苏向祥保证：“我不死！我活着就是最好的证据！” 齐广越被日军遗留炮弹炸得血肉模糊残缺不全的尸体；刘国远那双装在塑料袋里惨白的手臂；李臣和衣服粘在一起腐烂的皮肉，被医生一点点切除时令他昏死过去的疼痛；肖庆武烂掉的双脚……邢世俊、孙文斗、仲江被芥子气毁灭的生活，一切一切令受害者痛不欲生的悲惨的画面深深地刻在苏向祥的脑海里永远无法磨灭。 苏向祥的委托人基本都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原本生活就很贫困，出事后更是陷入绝境。因为没钱支付律师费用，他们不提任何要求，那种绝望中的忍耐，那种默默地期待让苏向祥的心隐隐作痛。每次与他们见面都倾其所有。苏向祥深知只有坚持把这件事做下去，为他们讨回公道，才能改变他们凄惨的境遇，才是最好的馈赠。 被真诚感动 1996年3月21日苏向祥与尾山宏先生签署委托书的同时，还签署了一份协议书，内容是调查费用由日方律师承担，每1万元钱结算一次，调查费包括交通费，复印费和胶卷费，（不包括住宿费和吃饭的费用）。尾山宏先生当场交给苏向祥1万元钱。当时刚做律师的苏向祥既没有钱做这件事，也没有别的路可走，没有过多的考虑，就欣然地接受了。他想，“是你们日本人犯下的错误，拿钱是理所当然的，你们日本人就应当拿钱。” 这样的想法不仅苏向祥有，受害者更是如此，他们因为受到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弹药的直接伤害，对日本人有一种本能的仇视。律师团副团长渡边春已到中国调查走访受害者，他们不相信这个日本人会真心帮助他们。怀疑他自己花钱做这件事，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钱。 2001年5月20日苏向祥第一次赴日为出庭作证做准备。在日本方面组织的“中国律师欢迎会”上，他见到了一个日本老人。老人70多岁了，特地坐了3个多小时的新干线来看他。席间老人突然给他下跪谢罪，连连说：“日本政府做错事不承认，我替他们向中国人民表示歉意……”这样的情景更多地出现在前去日本出庭的受害者面前。 侵略战争把日本民族送上了毁灭之路。拯救这个民族，寻求一条和平之路，是战后的日本社会有人类良知的律师、记者、作家、学者和民众共同的目标。这次东瀛之行让苏向祥深切感受到了日本律师“为人权，为社会正义而战”的热情，“忏悔自己国家的罪行，才是真正的爱国”的历史责任感以及日本国民对侵华战争的负罪感。 1995年300多名日本律师组成了中国人战争受害要求索赔律师团，无偿代理中国受害者在日诉讼。这些律师都是日本法律界栋梁之材。他们不惜被排除出日本社会主流，不怕日本右翼的恐吓，放弃可以赚钱的案子，把时间、精力和财力都用来帮助中国受害人。他们说，我们帮助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受害者，我们也是帮助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让政治家深刻反省侵略战争给周边国家带来的灾难，将真相告诉人民，不要重蹈军国主义的覆辙。日本政府错误的观点会把日本国民引向战争的边缘。如果战争打起来这个民族就会面临更大的灾难。我们是真正爱国的。 律师团团长尾山宏先生今年已72岁高龄，漫漫人生有32年时间帮助家永三郎维护自己记载“南京大屠杀”、“731细菌部队”等真实历史的权利，有9年的时间是在帮战后的中国人寻求战争受害索赔的权利。他说，律师的最高境界就是通过诉讼还受害者以人权。人权是没有国界的。他表示，将把余生都献给为人权而战的正义事业。被这些日本律师深深感动的一位中国女作家赵冬苓（长纪录片《未被审判》的编导）写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