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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一直是抗击日本侵华战争的中流砥柱。日本侵略者对之极为仇视并妄图扑灭。为此，日本政府、军方乃至于一些民间侵华机构长期搜集相关情报并据以作出叙述、分析。这些资料所涉及的大量史实及当时日方的态度，在今天反倒成为历史见证，充分反映出这样的历史事实：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是东北抗战的主要发动者和领导者，广泛发起并有力领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而在七七事变爆发后促成了全面抗战的局面，围绕抗日战略提出了持久战这一正确指导方针，大力动员和组织民众，领导军民英勇奋战，建立和不断扩大抗日根据地，同时坚决反对投降及消极抗战，为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作出了伟大贡献。从上述资料中还可看到，日本在其侵华战争败局开始显露之时，已有人预感到中国的未来将由中国共产党来肩负。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战争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民主革命过程中，始终坚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特别是在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之后，面对其步步扩大的侵华战争，中国共产党最早发动并持续领导了中华民族的抗战。正因为如此，战败前的日本侵略者一贯将中国共产党视为死敌，妄图将其扑灭，由此留下了大量相关记述。尽管这些资料中充斥侵略意识、多有污蔑中国抗战的言辞，但所涉及的史实与当时日方的态度，在今天看来，反倒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抗战伟业的历史见证。 一、见证之一——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是东北抗战的主要发动者和领导者 众所周知，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中华民族的反抗运动也由此迅速高涨，特别是东北抗日力量的崛起，更是揭开了中国持久抗战的序幕。那么，究竟谁是东北抗战的主要发动者和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关于这一历史事实，已有多方面的论述，而当时日本侵略者的记述，也对此提供了确证。 1934年，日本外事协会编纂、出版了《满洲帝国总览》一书，其中第四章叙述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战情况，凸显出中共起到发动和领导作用、其领导的军队是东北抗战力量的中坚。内称： 随着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抗日力量“蓬勃而起”，其数达几十万人。以地区而论，在辽宁有辽西、辽北一带和三角地带；在吉林、黑龙江，最突出的是东边道地带，以此为中心，在中东铁路至中苏边境之间，有无数义勇军、救国军。而东边道、农安的抗日力量是中共领导的，“在中苏边界的虎林、靠近哈尔滨的庆城，当时甚至出现了苏区”。面对日本、伪满军警的巨大压力，抗日力量实行游击战，破坏铁路与通信设施，袭击重要建筑，扰乱敌人后方，而在蒙受很大损失后，抗日队伍就退到东边道及北满的山区。东北的抗日力量得到了中国各阶层的支持，其中，“国民党政府对义勇军的援助，只限于任命将军、对有些军队提供资金；但共产党和其他过激派却将组织者派到其中，展开群众性工作，努力将义勇军置于党的领导下，与民众运动结合起来”。中共还将东北的抗战与关内持续展开的反日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动员东北抗战军民选出代表到上海出席反战会议，促进抗日浪潮。即使在日本扶持伪满之后，中共满洲省委“依然最主动、积极地领导满洲的反日工作”，其指挥的“由工农兵组成的红色游击队”在东北所有抗日武装中“最为活跃”，在日伪眼中“恶性最大”。（日本外事协会编《満州帝国総攬》，东京，三省堂1934年版，第543—547页。） 日本在战败前，内务省警保局外事课为服务于对外防共和反共，办有内部刊物《外事警察报》，刊载相关情报及对情报所作分析。（参见日本内务省警保局外事课编《外事警察報》第1号，〈緒言〉，东京，内务省警保局外事课1921年2月印刷。该刊其他各号的编者、印刷地与印刷者均同，后面注释中不再列出。）1935年2月、3月，该刊第151号、152号连载《在满洲国的中国共产党状况》，更集中地叙述了中共发动和领导东北抗战的情况。 该文回顾了中共在东北始于1925年的反对日本侵略斗争历程，称：中共满洲省委早在1928年，就发出《对时局的宣言》，号召“收回旅大、满铁及一切矿山森林”，“废除与日本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将日本军警驱逐出境”。（《満州国に於ける中国共産党の状況》（上），《外事警察報》第151号，1935年2月印刷，第5页。）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又迅速发动并持续领导了东北抗战：1931年9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和共青团省委号召东北民众联合起来进行斗争；9月23日，又发出《关于士兵工作的紧急决议》，提出“赤化”东北军队、发动兵变、建立红军。（参见《満州国に於ける中国共産党の状況》（上），《外事警察報》第151号，第8页。）随后，联合分散的抗日力量，在吉林东部及磐石建立了“共产系部队”。开始时力量很小，在延吉、磐石只有四五百人。1932年春与日军第二师团交战，受到很大损失，但仍在延吉山间坚持斗争，并成立了苏维埃政权。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对满洲省委发出指示，指出当前党在东北的任务是开展反日民族革命战争，要将各种抗日力量统一于党的领导下，组成抗日统一战线。中共满洲省委贯彻这一指示，在1934年将磐石的抗日游击区扩大到东边道一带，在延吉充实了抗日军队。这些军队较之一般的抗日力量，“有牢固的组织力、领导力和明确的斗争目的，沿用了在中国南方发展起来的游击战法”，因而“特别显著地增长了其力量”。此外，从1933年秋开始，中共将所领导的抗日军队改编为人民革命军，将苏维埃政权改组为人民革命政府，增强了与其他抗日力量组成统一战线的工作。在此基础上，在磐石，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为核心，成立了东北抗日反满联合总指挥部（统一指挥磐石、桦甸、辉南、海龙、濛江、临江、通化及金川、柳河的抗战），并在宁安设立了抗日军联合办事处，指挥吉东地区的抗战；在哈尔滨以东，中共珠河中心县委领导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联合指挥部；在松花江流域的汤原、依兰、桦川，也有了中共汤原中心县委领导的抗日武装。于是，“1934年夏，各方面都出现了共产系部队的活动，其中突出的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袭击延吉老头沟，第一军（在磐石）及其联合部队占领柳河、通化、抚松县城，在中东铁路东线一带的激烈行动等”。在这年8月至11月，日军以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为主要目标，实行所谓“大讨伐”，并从1935年1月起展开所谓“全面治安工作”，但却不能摧毁中共的“核心部队”，而在延吉的人民革命政府，则转移到“四县的山间森林地带”坚持斗争。（参见《満州国に於ける中国共産党の状況》（下），《外事警察報》第152号，1935年3月印刷，第14—16，33—34页。）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