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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略者对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发动和组织民众抗战取得极大成效、赢得民众广泛支持和拥护，是十分仇视的，但在内部又不能不予以承认。说到原因，他们虽总在宣传方法、形式、感染力上做文章，但也有以下值得注意的更深入的看法： 一是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坚决抗战、不怕牺牲、艰苦奋斗，对民众产生了巨大感召力。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参谋部在1940年评论说：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有彻底的抗日思想”，“源于共产主义思想的特别的思想、精神……与不断高涨的抗日民族意识结合在一起，不断强化他们的对日抗争意识及思想上的团结，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他们“为了主义和抗日可以不顾生死……在地方上积极活动，就使地方上的工作得以推进，取得了伟大的成果”。（北支那方面军参谋部：《北支方面共産勢力ニ対する観察》，第7页。）而该部特务机关“宣抚班”1939年的《工作月报》所述，又提供了具体例证：“共产第八路军的政治工作队员……是八路军中最积极的分子”，在与日军作战中，“牺牲者以工作队员为数最多”。八路军女子工作队“上前线慰劳士兵，缝补衣服，从事抗日运动等”，她们“是来自大学、女校的知识女性，穿着与士兵同样的衣服，一日两顿淡饭，但志气超出士兵”。在他们努力下，乡村中15岁至30岁的青少年编为自卫组织，广大村民接受抗日宣传并实行武装训练。（参见杉山部队本部宣抚班：《北支那方面军宣撫班指導要領抄》，支那—支那事変全般—180。）其后，在华中的日军也有说法，认为“国民党军队训练与素质恶劣、军纪废弛、政治工作拙劣、丧失民心，反之，新四军素质军纪都更好，精力旺盛，政治工作、民众工作（特别是宣传工作）高超，得到民众的信赖”。（登集团参谋部：《蘇北ニ於ケル新四軍ノ情况》，第6页。） 二是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做到了发动、组织民众抗战与维护民众利益的统一。日方看到，抗战时期，尽管国共两党都号召动员、组织民众，但两者的方向并不一样，国民党方面只关心从民众那里获取人力物力，却不管百姓疾苦，还对之百般防范，因此不能凝聚人心；而共产党方面却是通过维护民众的切身利益、激发其积极性，来发动、组织民众投身抗战。（参见满铁调查部编印《支那抗戦力調査委員会昭和十四年度総括資料（二ノⅠ——戦時の支那内政）?政治篇（Ⅰ）》，大连，1940年，第23—24页。）1939年，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参谋部述及共产党、八路军“发动民众的方法”，认为“主要是通过教育和提高生活水平等”，就后者来说，体现为分给农民土地，使民众税负合理、减轻债务，以及适当运用合作社，故民众生活安稳。（参见北支那方面军参谋部：《北支方面共産勢力ニ対する観察》，第13页。）1940年，曾作为美国观察员来华、到过很多抗日根据地的卡尔逊，在纽约出版了《中国军队附录》一书，其中译述了王毓铨介绍的共产党、八路军在鲁南游击根据地动员民众的情况。日本情报机构认为其与国民党动员民众形成了对照，予以转述，称：鲁南游击区根据地是基于“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改善民众生活、促进民众运动的原则动员民众，贫苦农民得以免去重税负担，广泛组成平时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团，而地方政权也消除了旧乡绅的控制、主要由抗战青年掌握，廉洁高效。（参见东亚研究所编印《重慶政権の政情》第三章第三节。）1942年11月，日军叙述新四军有效动员民众的情况，指出：沦陷区民众饱受倚仗日军之势的伪军横暴压迫、苛敛诛求，十分怨恨，而新四军则在动员民众工作中实行新的土地政策，宣传并落实合理负担、改善民生、发展生产三项原则，符合民众对日常生活的要求。（参见登集团参谋部：《蘇北ニ於ケル新四軍ノ情况》，第6、7、8页。） 三是中共高度重视教育、训练培养做民众工作的人员，取得了巨大成效。1936年，中共在上海的报纸刊出西北抗日军政大学招生广告，宣告该校宗旨是为抗战培养训练大量军事政治干部，为此招收各地革命青年、军官、爱国志士入学。日本情报机关得见，即全文译出向当局报告。（参见《西北抗日紅軍大学の学生募集運動》，《外事警察報告》第167号，第112—114页。）而后来日方在提及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动员、组织民众时，也多认为相关人员受过很好的教育训练。如1939年1月，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参谋部在绝密资料中指出：“延安有很多共产学校，学生达八千人，或受军事教育，或受政治及其他方面如宣传牌制作法的教育”，“进行训练后，相继将毕业生派到前线，增强工作队”。“各地共产游击支队分别设立干部学校，选拔支队内的排长、班长入学，在其他要地（编者列出五台山、任丘、霸县、博野、掖县、沛县、马门关——引者注），旨在培养斗士的学校也有不少”。同时，共产党在地方上还将小学教师组织起来、进行训练，鼓励小学生向周围人宣传抗战。编者所得出的结论是：“共产党方面的教化工作与宣传工作热烈、巧妙而有组织性”，“华北民众仍在被他们获得”。（《方軍参特報第一一号·北支ニ於ケル共産軍ノ現勢教化工作並民衆ノ抗日意識》（1939年1月11日），支那—支那事変北支—940。）至于华中的新四军，日方在其成立不久就得知：其教导营就是“为训练游击干部而设的学校”，“课程与在陕北的抗日军政大学及陕北公学相同”，“队员分别就团体组织、团体工作进行研究”，还常进行公开讨论，“毕业后到游击区指导训练各游击队，从事民众工作”。（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编《第八路軍及新編第四軍に関する資料》，第294—295页。）而到1942年，日军惊呼：“新四军可以名之为政治军队”，“其政治力量渗透显著”，故无论是在其根据地还是游击区，“民众都有旺盛的抗日意识”。（登集团参谋部：《蘇北ニ於ケル新四軍ノ情况》，第1、3页。）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