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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4年，中华民族的持久抗战历经艰难曲折，已看到胜利的曙光，而中共中央又及时地提出了积极为大反攻做好准备的号召。对此，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参谋部视为政治攻势，加紧研讨所谓“剿共方针”，而在报告中论及中国抗战历程时，突出提到了“中共以毛泽东名义”提出的持久战“三阶段论”，不得不承认：“彼我抗争的经纬与国际战争、政治局面的推移，大体上就是沿着上述阶段过来的”；并且，“中共必然实施大反攻的概率很大”。（甲集团（华北方面军）参谋部：《剿共方針》第1卷第8编，第190、202、208页，日本防卫研究所藏，支那—大東亜戦争北支—47。日方这里所说的大反攻，内涵是通过政治与军事手段相结合促使伪政权倒戈、里应外合进攻日军。以下编号以汉字开头的日文档案，均藏于日本防卫厅研究所，不再注明藏所。）这也不只是在华北的日军高层的看法，当时日本的情报机构“大东亚省总务局总务课”，在同年编撰的《中共概说》中称：“对于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后中共迅猛发展的步骤，大有注意的必要”。（日本大东亚省总务局总务课编印《中共概説》，第16页。）因此，该机构在这年专门编印了《毛泽东抗战言论选集》，将《论持久战》等五篇毛泽东著作全文译出，以向当局“提供反映国共统一战线、抗日中国动向的宝贵资料”。（日本大东亚省总务局总务课编译《毛沢東抗戦言論集》，东京，1944年。引文见该书“引言”。该书编译的毛泽东其他著作是：《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 （二）对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反映 始终敌视中国共产党的日本侵略者，从南昌起义爆发至红军长征到陕北，对于中共领导的革命战争从未停止过窥探。因此，当陕甘宁与南方的红军分别于1937年8月、10月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时，就在日方激起了强烈反应，其相关情报活动也随之大力展开。日方颇知八路军装备差，一些部队“步枪数量只有兵力数量的一半左右，自然他们普遍为缺乏弹药所苦，弹药补充几乎都要自己去解决”（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对支作戦参考資料（教）其の十二（支那共産軍ノ現状）》（1938年10月），第24页。支那—支那事変全般—140。），而“新四军的装备……较之八路军还要差”（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编《第八路軍及新編第四軍に関する資料》，第294页。）。但是，日军很快就领教到八路军在华北“狂奔于对日游击抗战”，新四军在华中也“通过游击战术对日彻底抗战”。关于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斗精神和生活，日本大本营评论说：“他们富有坚定的抗日精神，抵抗之顽强给敌方留下深刻印象”，“擅长游击战”，“似乎特别会狙击”，“在防御阵地的抵抗相当顽强”。“所谓游击战法，就是遇强敌即藏起武器潜伏山林……遇弱敌就骤起而击之”。“他们习惯于极简朴的生活，身穿粗布服装，连帐篷也没有，在山野起居，而从不以为苦”。“他们工作的场所云遮雾障，选择的是山间僻地，如没有猎物，就要像熊一样度过数日。对此，他们习惯而又坦然”。因此，日本大本营得出的结论是：“对于他们的游击战法，绝不可大意”。（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对支作戦参考資料（教）其の十二（支那共産軍ノ現状）》，第40、44—45页。） 1940年10月，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参谋部提出《对华北方面共产势力的观察》报告，称：在国民党一再明里暗中施压、阻碍的情况下，华北的八路军和中共其他力量仍“在以相当快的速度增长”，且“只要重庆方面想言和乃至有软化抗战意识的倾向时，总是马上抨击，以使其朝着抗战的方向”。八路军“在总体上编制微不足道，装备也不良”，但“斗志旺盛，机动性大（能做到一天行程约40公里、连续行军一周），通晓地理地形，善于分散作战”，“其高层干部是经过磨练之士，有过去十多年中一直苦斗的历史，因而统御的才能相当可观……能巧妙指挥、运用分散在广阔区域的众多小部队”，“采用的战法是所谓游击战，极为巧妙、顽强地进行少数人的机动游击战，成了我治安的最大之癌”。（北支那方面军参谋部：《北支方面共産勢力ニ対する観察》（1940年10月1日），第1、2、8页。陸軍省—陸支密大日記—S15—111—206。） 1941年4月，该方面军司令部回顾八路军在华北的战斗历程，写道：自1937年9月以来，八路军在华北各地进行游击战争，先后建立了晋察冀边区、冀南军区、在山东的第一纵队等，力量逐渐增长，而国民党军队则明显减少。两者都是日军的敌手，但八路军由于依靠动员民众，尽管在不断与日军作战过程中蒙受了巨大损失，却能很快恢复；而国民党军队由于对民众的依存度很低，每月只是在减少。现在华北的中心区域，已无作为国民党军队主力的正规军，其集结于鲁南及晋南地区，对华北日军已无威胁；但八路军自1940年5月以后扩大了队伍，明显将质转化为量。（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北支那方面軍昭和十六年度肅正計画》所附《情報関係書類》之〈華北に於ける共産軍進出過程〉，支那—支那事変北支—740。）而到1942年，日方在叙述华北中日战况后得出的结论是：“吾人最须注意的，就是今后共产军不间断地在华北行动”。（东洋协会调查部：《支那最近の状勢概観》，东京，三秀舍，1942年版，第9页。） 对于新四军，在其刚成立之时，日方即声称要保持高度“警戒”，因为在九江沦陷后，长江中下游的国民党军队收缩了作战区域，但新四军“游击作战的主要目标是华中、特别是经济中心上海”，在福建、广东也有支队。（东洋协会调查部：《支那抗日作戦の現状》，东京，三秀舍，1938年版，第17页。）其后，在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的报告及总领馆警察署编印的所谓《治安月报》中，新四军在上海、浦东、金山、崇明、松江、川沙、南汇、太仓、昆山、常熟等地深入民众、进行游击战争的情况，就成了常有、乃至于固定的内容。（参见《支那事変ニ伴フ状況報告·支那各地報告·上海情報》（共5卷）所收1938年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的报告和总领馆警察署的《治安月报》。A—1—1—0—30之5—1—1。）1942年，日军登集团报告苏北新四军情况，指出其“依然苦于武器弹药不足”、以至于在战争中“要着眼于使用刀矛”，但同时仍承认其为“优秀”之敌，“持续抗战，强化根据地，为大反攻作准备”，尽管在1941年6月遭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但仅隔一年多时间，仍“显出异常的发展”。以此推测未来，日军如果拿不出新招、继续依靠伪政权和伪军，就无法阻止新四军“随处产卵增殖，并通过地下工作进行看不见的蚕食”。（登集团参谋部：《蘇北ニ於ケル新四軍ノ情况》（1942年11月11日）第一章题记及第1、3、7页，陸軍省—陸支密大日記—S17—50—87。）1943年，在长江中游盘踞以武汉为中心的一些区域、与国共军队作战的日本第11军，将战斗在以沔阳为中心的长江北岸三角地带的新四军视为“插进武汉中枢部的匕首”，说其“编成、训练、战法、民众工作等有浓厚的共产军色彩，武器弹药等也是自制”，在数量上不可小觑，且善于利用水濠沼泽，有众多堡垒工事，虽然日军曾为摧毁新四军进行过所谓“沔阳作战”，但并不能达到目的，以至于在1943年还要进行所谓“一号作战”，“以图改善、强化本军的战略态势”。（《昭和十八年武漢地区に於ける第十一軍の作戦指導》，第156—157页，支那—大東亜戦争武漢—161。）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