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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市两级党史大事记虽然对李延禄回忆录所称的镜泊湖战役或语焉不详，或史实有误，但都承认一个基于事实：墙缝战斗为李延禄指挥组织。省级党史大事记所记，墙缝伏击的对象是日军上田友队及伪军600余人，打死七八十人。而墙缝岩石岸边下的江滩上的碑文，内容主要源于这本大事记，但来犯敌人则是上田支队万余大军，与上述日伪600余人相差悬殊。市级党史大事记内容主要源于李延禄回忆录，对来犯之敌人数则作了回避，伏击对象和墙缝灭敌人数沿用省市大事记，对继墙缝之战后的火烧松乙沟亦作了回避。按照李延禄回忆录的叙述，笔者认为两级党史大事记的要害都或大大缩小了墙缝之战日军死伤人数，或对火烧松乙沟灭敌2千余近3千人的战绩讳莫如深，只字不提。而连环战役中乘胜追击的连续四次战斗。关键是首战墙缝之战和次战火烧松乙沟，如果说回忆录所称天野部确为八千来犯之敌，那么火烧松乙沟之后，天野残部逃窜到宁安时则确为400余人(李延禄回忆录和宁安县人民政府1950年关于关家小铺的战斗调查报告均确认了这一数字)。首战和次战是连环战中决定性的大仗，灭敌(包括伤亡)在七千左右，或六千多人，关家小铺阵地战和高岭子截击战只是整个战役的扫尾部分。根据回忆录，墙缝之战日军伤亡近四千人，那么当晚至第二天、第三天(3月15日、16日)日军往敦化运送伤员，调整部队继续挺进宁安要分散一些兵力，所以进入松乙沟的天野残部可能只在三千人左右或不足三千人，松乙沟被我火烧、歼灭死伤约在一千五百至二千五百之间。

　　为了提出问题，推进这桩扑朔迷离的史实真相的澄清，笔者依据对回忆录的解读和六年来两次战地实际寻访有五点立论。

　　立论之一：是信史不是小说

　　《难忘的年代》是反映东北抗战初期斗争的一部信史，不是虚构的小说。

　　关于这一点，回忆录的前言有过经典表述，一九五零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视察哈尔滨在国际旅行社的顶层露台曾对作者李延禄说，东北抗日联军有成绩，有缺点，应该写出来。写出来对党对人民都有益处。作者据此称，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是从近百年来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侵略，人民前仆后继所形成的近代革命史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党史的角度提出来的。东北抗联战斗历程仅是两部历史的侧翼。李延禄在他的回忆录前言中，通过对毛泽东的“面谕”转述和理解，开宗明义表明了为文的动机，是治史修志，完成领袖“面谕”嘱托，教育后人。所谓写出来对党对人民都有益处，是毛泽东站在历史的高度对东北抗联斗争历程的审视。借用毛泽东的视角说话，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必要性就愈见迫切，不然对党和人民都没益处。“千秋功罪”，后人评说。后人何以评说？看来作者生前似乎早就预料到这段史实会被历史的烟云遮掩，其间的功过是非，七十三年来云遮雾障把本来的历史真面目搞得扑朔迷离。难道历史真如胡适之在上个世纪初叶说过的，是一位任人妆扮的小姑娘？作者在建国之后，由于身体健康原因早己离职休养，可是建国之初的十年中他并没休息，为了把发生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抗联四军成长历程真实记录下来，完成毛泽东“面谕”交办的任务，他请来了祖籍吉林延吉的作家骆宾基为他的口述记录整理，回忆录的第一部分“疾风如劲草——东北抗联四军的童年”早在文革前60年代初在全国公开发表，其余部分经过文革十年于1973年又作了人名地点的订正，作为历史资料保存着。1979年出版前夕，他在前言中有两点说得令人难忘，也说明这部回忆录作为抗联斗争的第一手资料，是后人修撰近代史不可或缺、不可逾越、不可篡改的史料性重镇，它具有不可移易的客观性、权威性。一是抗联四军回忆录从一个侧面以亲历者的身份忠实地展示了吉东地区抗联斗争发生发展的全景图，记录了四军成长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的长过程，作者所言所叙均为亲历亲为，完全是一个历史见证者在谈往忆旧，口述历史。二是作者自谦，年事已高(1978年已经83岁)，事隔45年，“有些情况可能遗漏，深望熟悉当时抗联四军战斗事迹的同志们，加以补充指正。”时过近半个世纪，熟悉当年的同志们恐怕留在世上的见证者、亲历者已是凤毛麟角。作为连环战役的策划、组织、指挥者，当他口述历史，由作家骆宾基记录整理时，治史的态度是严谨的。他是带着完成领袖“面谕”交办为后人留下一部严肃信实的近现代史中抗联斗争篇章的使命感、责任感，前后花费了二十几年时间口述整理出这部回忆录。绝不是妙笔生花的小说，而是一部可以面对子孙后代的近现代信史。只要认真读一下回忆录，谁都会为口述者、记录者不溢美，不掩恶，谨严的治史行文风格折服。在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资料》第七辑的扉页序文中写着这样一句话，“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这部书的真正作者，从严格意义上说，是抗联四军的军长、抗日救国军参谋者李延禄，他不仅熟稔亲历过的那段刻骨铭心的抗联历程，而且也深谙几乎同时期(平型关大捷发生在其后，1937年9月25日)发生的、由后来被捧为全党全军全国“副统帅”的林彪直接指挥的，名扬海外的平型大捷是怎么样的地位份量。能不能作这种设想，一位功成名就的耄耋老人为了夸大自己的战绩，敢冒天下大不违而凌驾于党的八大就已经是党的副主席的林彪头上。李延禄对镜泊湖连环战役大捷的叙述，只是想忠于事实，追求真理，根本没顾忌到同代人可能投来的白眼和后代人不着边际的推理而引起无所不至的谣诼诟病。在李延禄对救国军时期那段宏大叙事逻辑里，只是想叙述反映事实的真相，没想到是否会得到世人公认，如果得不到公认，对他及相关方面带来的后果。

　　读这部书，你会感到，书中涉及的人与事，是东北抗联斗争史中笔笔有踪可查可稽、可圈可点的实绩，而不是文艺作品中经过艺术加工概括塑造的典型。由于抗联斗争本身的曲折丰富，所以行文尽管平直叙述，如实道来，不掩恶不溢美，秉笔直书，却是跌宕起伏，各色历史人物具象如绘。至于人们，甚至这段抗联斗争史的舞台上重量级人物读到作者对镜泊湖连环战役的首战、次战——“墙缝之战”和“火烧松乙沟”的叙述生出不同看法也是正常的。中国人对历史人物从来都是盖棺难以定论，所以笔者才力倡研究，加强对史料的征集、抢救、分析和辨证，以利推进共识。相信今天的读者对历史考证研究的分辩鉴别，去伪存真的能力，究竟谁提供的史料才最具有权威性，比如书中叙述，墙缝缴获来的“那两千多支完整的三八式步枪，我们以后用来装备了补充团的后备队。”(所指后备队是指为打胜墙缝之战，在七百勇士之外还准备了一支1000余煤矿工人的预备力量，在南湖头待命。)“另外，那一千五百余支枪筒，送到东宁我们建的兵工厂重修，”装备了镜泊湖战役之后从延吉老头沟煤矿开来的两千四百人的徒手矿工。参加兵工厂改建的有铁路工人出身的张林，领导这项工作的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随李延禄一块到救国军开展工作任参议员的共产党员孟泾清。前者解放后任哈铁局党委副书记。如果要对墙缝之战的战绩作出评价认证，即便是今天，直接和间接的人证、物证也是不难举证的。在笔者行书为文,撰述这篇史实辨证文章时，意外地又从东宁县文物管理部门得到建于1932年的东宁县三岔口兵工厂的一份工作纪录。这份纪录佐证了李延禄的抗联四军回忆录作为第一手史料的权威性。记录称，地处中苏边界上的三岔口兵工厂是1932年5月由救国军参议员孟泾清倡议，司令官王德林同意，由商会和农会出头捐募兴办的。兵工厂有四马力火油发动机一台，车床一台，还有一部分钳、锤、锉等工具，办厂之初仅三十名工人，其主要设备车床是孟泾清从宁安面粉厂拆缷运到三岔口来的。孟是中共党员，在救国军里担任党支部书记，公开身份是救国军参议员。他曾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学生，懂得机械切削和使用车床的技术。在斗争中，他感到共产党抗日就要有自己的军队，有军队就要有兵工厂，所以才力主同意把宁安面粉厂(该厂为抗日救国军封存的日伪产资)拆卸的设备用来建兵工厂，建厂以后，工厂由最初的机械、火药、翻砂、烘炉、木工等车间，又增加了被服车间，工人发展到二百多人，成为救国军的后勤部，厂长是王汗清，军代表是李凤山，兵工厂第一批生产任务是修理宁安“墙缝”战役中所缴获的日本三八枪一千五百支。这批枪修好后装备了救国军新扩编的一个补充团。此后逐渐能够自造土匣枪和“老××炮”。每日可生产出四十八麻袋手榴弹，三十多发迫击炮弹。三岔口群众积极为兵工厂献款献料。他们把拣回来的日本炮弹皮和炮弹药送到兵工厂，还把旧中国和前清时代的铜币献出来做弹壳使用。……。这个兵工厂直到1933年1月日军占了东宁县城才关闭。上述记录⑤，它再清楚不过地记录了三岔口兵工厂建厂的始末，其中特别提到工厂接受的第一项修造枪械的任务就是“宁安墙缝战役中缴获的日本三八枪一千五百支”，之所以要修理，因为枪支在战斗后被日军火葬焚尸时烧损，一千五百支，“记录”只举其整数，事实上是一千五百余支。“记录”又称“这批枪修好后装备了救国军新扩编的一个补充团”。在李延禄口述回忆录中则说的是，那一千五百余支枪筒，运到东宁兵工厂去，经过锤炼和修补，装备了镜泊湖战役之后，从延吉老头沟煤矿开来的两千四百人的徒手矿工。二者并不矛盾，这两千四百名徒手矿工自然是战后救国军新扩编的部队，镜泊湖战役大大扩展了抗日救国军的势力，到了七月下旬，下城子召集的救国军、自卫军和护路军的联席会期间已经由原来王德林起事时的仅是第十三旅一个营，在战斗发展为六个旅的编制，加上第一、第二两个补充团，兵力已经在四万以上了。救国军为什么在1932年初仅仅几个月时间扩展得这么快？直接和主要原因是镜泊湖连环战役是歼敌的大胜仗，缴获的多，影响也大，以至敌伪反正投城部队蜂拥而至。以此，也可以证明镜泊湖连环战役首战墙缝伏击仗和次战火烧松乙沟的战果之显赫。笔者第二次寻访墙缝战地，也来到了松乙沟，当年的松乙沟是两山(南边为莺歌岭)之间布满榛棵的灌木丛、倒木、枯树和落叶松，河岸开阔地。东西走向的松乙沟是个风口，春天一把火对松乙沟来说，这里好比是极易燃起燎原大火的柴禾垛。据当时住在湖西村，1972年松乙沟开发建点搬到这里的刘老汉说，救国军布火阵的时候把沟趟子里的一些黄花松(又称落叶松)拦腰截断，每株顶上再扣一捆草，进沟后的日军在墙缝吃亏后风声鹤唳，曾经往这些黄花松树上扫射。他们料定开阔的松乙沟趟子里埋伏不了救国军部队，但没想到于墙缝之役后曾在南湖头一带徘徊，看到走闫王鼻子的捷径，山峰险要怕再吃亏又退了回去，哪里知道第二天精心选择的这条路竟是“火牛阵”。1972年松乙桥居民建点时，在沟内还清出日辎重汽车轮弓子和日本军用铡刀，由此也见火烧松乙沟日军天野余部在火阵中狼奔豕突的惨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