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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进一步说明墙缝之战主导力量是党领导的补充团。首先看，战前面对近万日冠的进剿，以孔宪荣为主的救国军“老三营”上层领导人物闻风失色主张抛掉救国军旗号，抱山头当土匪，而党秘密领导的补充团坚决主张高举抗日救国旗帜，利用山川地势开展对敌游击战。王德林当时不表态。支部书记孟泾清在秘密召开的支部会上作过将抗日事业坚决进行下去，在抗日队伍中争取团结力量，即使只有七百人“也要给敌人一个迎头痛击”，这无异是一次有力的战前动员讲话，并在这次支部会上通过了李延禄提出的把部队转移到镜泊湖山区开展对敌游击战的意见。这说明党在这次战役中始终用自己的政治军事路线凝聚人心、统驭全局、组织力量。值得一书的是，党为了在救国军中组建自己的武装，从王德林部“老三营”下层士、官中发现培养了补充团的基层连队的指挥员，如史忠恒、李凤山、朴根重被发展为新党员。当时的补充团已经实现了“支部建在连上”，补充团名义上虽然是王德林的救国军，实际是党掌握的武装力量。正是这支队伍成为墙缝之战中从“O1”到“O5”阵地上对敌作战的主干力量。不要忘了，王德林和孔宪荣带领的部队此时正在“二十多里外的房身沟”隐蔽，只有因在此前攻克敦化县城违犯军纪抢银行、实际上是混在抗日队伍中谋取私利的地主武装头子戴凤铃，需要戴罪立功，不得不守在“OO阵地”上。又正是这个负责断后掩护的胆怯的大地主，在主阵地打退敌人四次冲锋之后，擅自领兵撤退，放纵敌人从背后山路包围主阵地，逼迫我主力部队不得不撤退。其次，支部书记孟泾清虽然没有参加战斗，但却是补充团的灵魂所在。在墙缝阵地布置好之后，他到延边中心县委汇报工作之前对指挥员李延禄作了打好此仗的政治交代：“既要坚决同敌人打，又要保住军队，不要拼老本，见胜就收兵，抗日战争是长期的，补充团是党的珍贵财产。”李延禄在主阵地背后失去掩护情况下按照支部书记的交待及时安全撤退，从而保证了以最小的牺牲赢得了战斗胜利，与孟泾清为首的补充团党支部实施党的政治领导密不可分。

　　立论之三：是薪火相传的口碑，又是永远矗立的丰碑

　　在墙缝江岸一带04-05阵地岩上岩下，如今竖立着四块大小规模不等的纪念碑。一是前文提到的江滩上低矮黑礁石上立着落款镜泊乡党委、人民政府的一方横阔不规则的水泥碑。因碑文上的战绩与回忆录和当地百姓口碑相差过殊，群众中微词訾议颇多。是尊重历史事实，还是背离真相；让牺牲于山头岩石上的七位烈士永远蒙羞还是含笑九泉？作为一个后来者，只要对历史稍有一点责任感就会面临这样的良心和良知的考问。就是在这方碑左近，04-05阵地前的江滩上，被巨岩之上复仇的榴弹炸飞的敌寇堆积如跺。彳亍在这一带江滩，很容易使人想起唐代诗人杜牧那首“赤壁”咏史七绝来，“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不过这首诗的诗句，此时要稍加改动“折戟沉沙铁早销，无由磨洗认贼枭。东风曾与李君便，穷寇松乙难遁逃。”墙缝之战三天后，三千残敌败走松乙沟又遭到我补充团预备队营长崔学贤和作战参谋李延平率队布列的火阵狙击，结果败鳞残甲、焦头烂额，仅逃出四百余敌。二是山岩之上现有三方纪念碑，分立于两处崖岩上。两方立于地面一米左右的花岗岩质的小石碑，分别刻着“刘金凤同志牺牲地”，“左征朴根重刘金凤同志牺牲地”。一方由砖砌的水泥石碑足有五六米高，在松柏间巍然耸立。这是一九九三年与乡党委那方纪念碑同时立的，由老支书牵头经乡党委首肯，用当年全村党员的党费和村民自觉捐款修立的。碑文大字阴刻：革命烈士永垂不朽。据李宗福说，1962年李延禄再度回访墙缝时立过一方木制碑，碑文内容大致是，1932年3月13日凌晨日本关东军天野少将带领八千余敌兵自敦化进犯，被我补充团七百壮士于此伏击，敌军伤亡三千余人。李延禄自1960年以后，至少两次来过南湖头一带，专程重游过墙缝阵地背后的指挥部所在地的山峰，自然和乡村干部唔谈，老支书李宗福也在其中。他是为写书专程调研，寻访故人故地的。书中介绍的南湖头人民公社社员，当年亲身参加墙缝一役作为侦察员的炮手李长发就是将军防旧的主要对象，所说的炮手即是猎户，打枪很准，当地百姓一律称之为炮手。在墙缝伏击开战前，李延禄曾三次派李长发往敦化瓦房店方向侦察敌情。李长发此时已是四个儿子一个女儿的、以渔猎为生的人家，他三次被李延禄派出迎敌冒死侦察，极有可能象猎户陈文起一样被敌人抓去当向导，但是他身膺重寄，凭着智勇出色地完成战前侦察任务，是参与墙缝之战的有功之臣。可是此役之后为了免除全家杀身灭门之祸，他有家难回，抛家舍业到处躲鬼子。今年已是七十八岁的李长发四儿子李玉田，墙缝之战那年才是四五岁的孩子，只到1962年李延禄访旧来到他家，他才从李延禄与父亲的交谈中知道到战斗的一鳞半爪情况，所以谈起往事，身体健康的李玉田有的只是前世今生的感叹。李玉田11岁时，父亲东躲西藏成年不着家，没有支撑的家庭妇弱子幼，母亲忍痛改嫁他适，东北话讲母亲“走道嫁人了”。以后，这个家更是雪上加霜。富于戏剧情节的是，解放后父亲终于和子女团聚，李长发无闻于世，依然重操渔猎旧业，维持全家生计。可是不久左风大炽，他被当作发家致富的“典型”经常被批。只到60年代初李延禄终于访到这位功臣，他才被解除类似看管教育的不公平待遇。李延禄在白山黑水间戎马大半生，打过很多胜仗，单单对墙缝之战为代表的镜泊湖连环战役情有独钟，笔之于书，念之于情。第一次来李长发家，见功臣生活依然清苦，撂下300元人民币，以后他总觉得让李长发一家仍然过穷日子，不仅愧对长眠于墙缝的七位烈士，更无颜面对眼前的功臣。于是他把李长发调到东京城林业局林场吃上了“皇粮”，还想安顿功臣的子女，但是无奈李长发的几个孩子都是大字不识一箩筐的庄稼人只好作罢。笔者的两次寻访，如今只能从一张发黄的二寸黑白照片上来瞻仰这位昔日持枪身着猎装的英雄仪容了。李长发六七十年代是这一带几乎唯一能访得到的墙缝战役的亲历者。因而他生前对墙缝之战的忆述，在老支书心中，在南湖头十里八乡妇孺老少中是最具有可信度的口碑。因为解放后仍然身居草莽的李长发，他对乡亲闲话当年的讲述，半是对他身边倒下的七名“战友”先烈的忆念，半是对昔日蹂躏锦山绣水的小日本的痛恨，没夹杂半点功利私心。所以当地百姓认为李长发的话堪称墙缝之战的口碑，与李延禄的回忆文章一样权威，互相印证。这口碑从李长发、老支书一代代薪火相传，传到如今象东大泡子村村长吴敬君四十岁左右的中年青年及他们尚在读书的后代，如同立于“墙缝”山岩之上滚滚北去的牡丹江左岸，由党员党费和群众集资修建的纪念碑一样。今年夏季随同电视台专题节目组旧地重游，我们在“墙缝”大江对岸的渡口，邂逅了右岸福兴楼村三位六十岁左右等船的村民。福兴楼村过去叫腰店，离江三里地，满语叫苏吉额穆，这三位村民一听说电视台来拍墙缝战役的事，兴趣很浓自动同笔者攀谈。他们曾听父辈们讲，“墙缝这仗打得大的去了，从太阳没冒红开始，一直打到太阳落山。”老百姓坐在家从窗里隔江观火，加上腰店地势高,居高临下,墙缝那边江岸尽收眼底。他们说，听老人讲日本人那仗死老了，哪止碑上记的七八十人，叮咣打了十来个时辰的仗。第二天山跟下又冒起日本人焚烧尸体的浓烟大火。上边的情景都是目击见证者言。